在韩国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，自杀率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居高不下。今天，让我们通过文字走近财阀——这个与韩国命脉紧密相连的词语。 二战结束后，日本撤出朝鲜半岛，随着美苏势力的介入，南北朝鲜开始分道扬镳。当时的韩国，资源匮乏，经济凋敝。由于矿产和重工业大多掌握在北朝鲜手中，韩国几乎陷入绝境。统治者李承晚选择依靠外资，这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最快路径。因此，这一时期形成了裙带资本主义的局面，即官商勾结的现象。 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开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资本集团逐渐崛起并壮大。 刻意扶持——军阀统治 1961年，军阀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掌权，这是一位评价褒贬不一的人物。他在政坛上排除异己，镇压反对派，但在他的领导下，韩国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提升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，这一经济成就被称为“汉江奇迹”。这个难以置信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？主要可以归因于三个因素。 首先，朴正熙掌控着银行的资金借贷，这意味着他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掌控公司的命运。朴正熙上台后，为了巩固统治，利用经济手段制裁了众多李承晚时代的资本家，如三星创始人李秉喆。但朴正熙很快发现，培养家族式企业是提高国民生产的有效方式。于是，他重新把目光投向李秉喆，三星集团依靠化肥产业得以东山再起。其次，教育强国是中日韩发展的共同特点之一。尽管经济并不发达，但高素质的人才成为了国家的宝贵财富，使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工厂。然而，这一点也埋下了隐患。第三，从韩国资金流入可以看出，这段经济腾飞与中东的基建有很大关系。从1955年到1975年，韩国向美国提供了超过三十万的兵力援助。作为回报，美国将中东的基建项目交给了韩国，而韩国的建筑业非常发达。韩国的建筑业起步于朝鲜战争时期，为美军修建设施，搞基建，同时普及了英语。这使得韩国的建筑业非常适合对外建设。韩国建筑企业进入中东市场后，以沙特为桥头堡，拓展到科威特、阿联酋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卡塔尔、约旦，甚至北非的利比亚。正是这种发展模式，使得韩国这个新兴的纯出口导向型国家在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中没有被压垮。 野蛮生长——开放市场 1987年，韩国通过了新宪法，总统由军阀统治转变为民主选举。虽然本意是为了防止军阀统治，但频繁更迭的领导人加剧了财阀的固化。从此，官商勾结逐渐侵蚀了韩国的政策、司法和经济等各个层面。到1990年，三星、现代、LG、SK和乐天创造了韩国GDP总产值的66%，可见财阀所拥有的巨额资产。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，韩国形成了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系，采用了市场平均汇率制度，所谓高风险高回报。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四小龙，韩国也未能幸免。银行依靠政府和市场平均汇率制度大肆借贷给财阀，财阀则依靠低廉的银行借贷来维持子公司运转。但在次贷危机期间，原本顺畅的经济内循环受到了外来资本的强烈冲击，韩国的资金链全面崩盘。55家财阀相继倒闭，其中包括排名第二的大宇集团和三星汽车。庞大的经济支柱轰然倒下，韩国发生次贷危机，不得不向IMF借款。IMF借机提出了严苛的条件：大幅上调银行利率，实行货币紧缩政策，使韩国的11家“综合金融社”全部破产，全面开放外资，允许海外资本并购韩国企业。从此，财阀背后的无形之手牢牢地掌控着韩国的经济和政治。 此外，韩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在财阀崛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儒家思想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，这种思想强调家族和等级制度，使得家族企业在韩国具有天然的优势。韩国人有着强烈的集体主义文化，个人的成功往往被看作是家庭和团体的成功，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了财阀的地位。再者，韩国的教育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阀的兴起，精英教育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，这些人才往往被财阀吸收，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。 财阀的巨大影响力导致资源和财富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，普通民众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。教育系统的激烈竞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压力，许多家庭为了让孩子进入名牌大学，不惜投入大量资源。高昂的教育成本和就业市场的竞争使得年轻一代面临巨大的压力，部分人因此选择了极端的解决方式，如自杀。 社会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成为现代韩国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。